樊树志著晚明大变局读书心得（上篇）
本帖最后由 刘梦龙 于 2016-7-30 23:01 编辑我读樊树志老师的晚明大变局之前是有偏见的，这点要写在前面。一开始我认为这书是对他十年多年的晚明史的重复，但是在具体阅读之后，我必须承认这是一种误解。晚明史更偏重于传统史学的军政叙事模式，是以时间经纬，事件顺序来描述历史的作品。而这本晚明大变局更接近现在流行的解构主义下通过对历史碎片的具体描述，主要立足于经济、社会、人文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可读性要更强。这里主要是针对全书的前三章做一些心得记要。后三章樊树志老师用很大的热情描述了社会文化的变迁，但是我和他的看法有很多不同之处，不一定会写下篇，所以这里我还是说说本书主要涉及经济领域的前三章。 这本书很大的努力就是吸收了这些年外国史学界对于全球史观下明清中国的新研究的结果，对外部贸易，全球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前的一体化有了新的探索，完全就是对弗里克那本影响巨大的白银资本的回应。本书的第一章从倭寇问题入手，讨论在经济变迁中解体的朝贡体系和逐步建立的全球贸易大循环，也就是澳门——果阿——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这三条著名路线诞生的前夜。樊树志老师很热情的描述了由于特殊地理条件的限制，闽浙对日贸易必然兴起后，禁海和走私的较量。对于朱纨的一些禁海政策，樊树志老师从贸易自由主义的角度是持批判态度的。我多年来也不喜欢朱纨，但是还是应该认同他尽忠职守的出发点。另外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很可能会得出不同的叙事。尤其是朱纨的所作所为毕竟是在反对走私贸易，其悲剧的命运更涉及和地方势力的抗争，虽然这种走私贸易本身是明王朝落实的政治经济体系的恶果。对朱纨的不同叙事模式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历史的，是和当代中国的很多现实交织在一起，不能以我个人一己的喜好就去全然否定。实际上从朱纨之后，我认为樊树志老师在描述嘉靖大倭寇之真相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这也是我和他立场有异的地方。嘉靖朝乃明朝之一大转捩，嘉靖之前整个社会风气尚质朴重勤俭，而嘉靖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享乐主义，自由主义开始在王朝内部兴起，整个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也随之变迁。嘉靖大倭寇的兴起就和经济变迁密切相关，实际是走私贸易终于诞生了一批有相当生命力的大海商，而他们身后是整个严重依赖海上贸易生存的东南沿海社会群体。嘉靖倭寇非日本人，应该是学术界很早就认知，但是向民间传播较少，而且受到一定政治和历史因素影响，传播较为不畅的一个典型。实际上从我个人有限认知来看，科普至少在我国不是一项太成功的工作，学术界的认知和整个社会的常识认知已经有不小的鸿沟了。 这里我稍微谈一下嘉靖倭寇的问题。倭寇问题至少应该分清历史时期，在明王朝前期由于日本南北朝，室町幕府建立的过程中产生的流亡武士和沿海海匪组成的倭寇，应该是日本人为主体的。而明中期以后，因为明廷重申禁海政策而兴起的大倭寇浪潮则主要是中国海商集团勾结整个东南亚的民间武装力量组织的海盗集团。这里应该定性，虽然樊树志老师几乎没有提到嘉靖倭寇的暴力本质，但是嘉靖倭寇本质还是海盗。不能因为他们是为了维护自由贸易这个所谓正当的目的就去美化，这是毫无道理的。无论王直，徐海他们在是海商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海盗的营生，至于王直死后更加疯狂的海盗行为也完全是利益驱动的直接结果，和是否有人约束不是对等的。如果因为对自由贸易的赞赏就去认为王直之流是海上英雄和贸易先驱，所谓资本主义的急先锋，大约和韩国人去热情歌颂张保皋一样纯然是出于现实目的而忽视历史的多样性。明王朝对倭寇，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打击，无疑是维护国家安定，保卫正常社会秩序的正当之举，戚继光、俞大猷始终是应该为我们记住的英雄人物。实际上嘉靖后倭寇的平息，固然本质是海上贸易的放开，但是和俞龙戚虎的苦战也是分不开的。随着明王朝的削弱，日后崛起的尼古拉一官是明末海商的最高峰，他的海上秩序的维护正是建立在他是最大海盗王这个暴力基础上，其由海商转而政客的身份，一度虎踞七闽，但是其对国家的责任感和危急时刻的操守显然也是够资本主义的。这场盛剧最后的余音是国姓爷的奋战，虽然因为收复台湾而在这位悲剧英雄身上有了不少光环，但是仅从明王朝的责任感来说，光明如国姓爷也未必对得起他的赐姓。 第二章实际是第一章前奏的正文，随着嘉靖大倭寇缓缓掀开的是明王朝之前不为我们注目的庞大的海上贸易。按照弗里克的说法，那是全世界近一百五十年里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入中国，其数量据说高达七千到一万吨，折算成国人常见的数据，2.24亿到3亿两白银。中国在古代不是一个金银产量繁盛的国度，实际上在清朝开发滇铜之前，连铜都非常紧缺，历史上大量的铜器都被回流造了铜钱，在明末清初铜的重要来源是从日本进口。贵州省最初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云南的窄窄通道，是一个为了几十座驿站而建立的省份，而在明末之前，贵阳还是一座省城之外满目夷境的孤立堡垒。打断土著的脊梁要到明末西南的一系列大战，惨烈的贵阳之围三百日，围城时二十七户据说四十万人，解围时居民不足三千。真正建立统治更是随着清王朝大规模开发云南铜矿，和在贵州先后发现铅矿，两种铸造铜钱必要的资源。在整个中国古代，我国一年白银的产能大约不超过六十万两，而日本这个数字石见银山极盛时一年高达二百万两，整个日本最高年产量更高达200吨约合640万两，在东亚实乃名副其实的金银岛。可以说明朝中期以后巨量的白银随着贸易输入中国，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经济的面貌，日后的一条鞭法也是因为白银的空前增长才有了从实物税转为货币税的基础。当然这很可能也是明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相比繁荣的江南，中原，乃至更贫穷的西南未必就能适应贸易税的转换，最下层的社会民众往往是拿不出银子的，而只能通过交易或者委托地主的形式去获得，在更加落后经济结构不那么发达的地区，其收剥削和被地主压迫的程度反而更深了。 无论如何，繁荣的三大贸易路线我们还是需要讲一下的。葡萄牙人在闽浙沿海大倭寇平息后，利用澳门的转港优势确实很过了几百年的好日子。三大线路里，澳门——果阿线路，是中国和葡萄牙的贸易线路，澳门——马尼拉路线是中国和西班牙的贸易路线，澳门——长崎线路是中国和日本的贸易线路，实际上应该还有宁波——长崎线路，也是一条很重要的中日贸易路线。丝绸贸易是其中最重要的货物，17世纪在澳门一担白丝的价格是80两，而运到果阿其价格则高达200两，利润高达200%。瓷器和其他染色生丝的利润率也差不多。葡萄牙人每年4月运载着木材，衣料，水晶和玻璃从果阿前往澳门，中途在马六甲把其中部分货物换成香料，苏木，鲨鱼皮和鹿皮，在6月到达澳门，最后载着中国产的丝绸，瓷器，麝香，珍珠等会到果阿。顺便说一下，看上去虽然很兴盛，这里每年的规模也就是三条大船而已，贸易额大约是40万两白银。长崎线路的记载更明确一些，有一份1600年的葡萄牙商船的进货出货单。其中棉纱和生丝是最大份额，白色生丝比例又是其中最大的。600担白色生丝，进货价是80两，出货价是140-150两。140担特级丝线进货价是140两，出货价是370-400两，利润略高于白色生丝。普通丝线进货是55-60两，出货是100两，次品丝线进货价是40两，出货价90两。棉纱存货是300担，进货价是7两，出货价则是16-18两。棉布3000匹，进货价是0.12-8.5两，出货价在0.23-17两之间。还有3000两黄金，进货价5.4-5.6两，出货价则是7.8-8.3两，这是所有商品中利润率最低的。另外数目不小的水银、铅、锡利润率也在100%。这条线路每年的贸易总额从200万到极盛的300万两。长崎贸易的极盛期是在郑芝龙制霸海上之时，最高峰时一年有5-8条荷兰商船和50-70条中国商船，这些中国商船绝大部分是属于尼古拉一官的。日后崛起的荷兰在亚洲也有巨大的利益17世纪初，每年有超过10条船只前往亚洲，大约这个数目一半的船只回到荷兰，带给荷兰东印度公司超过30万两白银。繁盛的马尼拉线路，每年中国船只从12到15条，增长到26-28条左右，平均在25条左右，每船货值大约6万两白银，则一年中方贸易额就达到150万两以上。 如此繁荣的海外贸易自然引发了整个东南沿海，特别是闽浙沿海社会形态的变化（在本书由广州出发的南海贸易几乎没涉及）。这就是第三章的内容。东南沿海能得以从粮食生产转为一定雏形的商品经济，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随着两湖地区的开发，明王朝的控制力不断深入，从少数民族身上获得了更多的土地，从原本的苏湖熟，天下足的局面演变为湖广熟，天下足的局面。明初对江南，这样是对原本张士诚领下的苏松二府实施重税，苏州一府的税赋居然占到了全国的十分之一，苏松常六府的税赋占到了全国的五分到四分之一，这转而刺激了当地从农业生产转为经济作物种植。在江南到了明中叶形成了大量专业化的商品市镇。这其中有一些特别繁盛的乡镇，比如南浔，南浔辑里湖丝为天下第一，一直到清末始终是中国最富庶的乡镇之一，更出了张謇这位最后的名状元（最后的状元是刘春霖）成为一代生丝大王。朱泾，枫泾想必上海的同学都不会陌生，他们是在明朝就享誉天下的棉纱市镇，朱泾的铁锭，吕巷的纺车在东南一代已经是拳头产品。湖州的乌青镇与南浔毗邻，也产湖丝，这实际上是相连的两个镇，号称宛然府城气象，这个镇建国后两镇合并，今天以乌镇之名在旅游上享有盛名，不过和他历史上的辉煌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实际上近代后江南的丝织经济逐步衰弱，尤其是现代纺织技术的进步，乌镇在建国后的很长时间里反而是湖州比较贫穷之处，也因为财政无钱改造，反而保留了大量古建筑，有了今日的气象。百代繁华一朝都，谁非过客；千秋明月吹角寒，花是主人。泼天的富贵也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 棉纺织生产是另一个重点，特别是松江府，传奇般的女性黄道婆把黎族当时比较先进的纺织技术带回松江黄泥泾，开启了松江棉布的神话。松江棉布是如此繁盛，以至于出现了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标，如精线绫、三棱布等，当然也就有了最早的山寨假货，和专门的查处假货行动和公告。松江棉布大规模的海外倾销可能也是中国海外倾销的开始，由于大量的中国棉布进入美洲市场，居然导致美洲土制棉布的断绝。另外需要指出一下黎族也同时纺织木棉，在古代文献里木棉是同时指我们今日的棉花和木棉两种植物的，黄道婆主要的贡献应该是在元朝以后逐步在江南推广的亚洲棉花上，而不是木棉。 繁荣的纺织经济一方面带来了社会专业分工，专业的纺织工人和纺织资本随之出现，一方面带来的繁荣的第三产业，也就是明朝中后期以后的奢侈风尚和思想解放的最初基础。实际到这里其实前三章经济的发展就是后三章社会发展的基础，只不过对明末社会的种种观感，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有机会再来谈谈好了，关于本书读书笔记的上半部分就到这里。
本帖最后由 刘梦龙 于 2016-7-30 22:47 编辑
算是我下一周的书评任务吧，嗯
后面因为涉及到陈白沙和王守仁，我还是有些不同意见的。我对心学本身是非常不喜欢的，本来朱夫子格物致知还有外发的可能，心学转而由内省生学问，问题就大了。虽然说知行合一还是有泰州学派这样的支流存在，但是明末的乱局，心学之末流是不能推卸责任的。王守仁固然才华横溢，但是三王里了实际上他军功也是最没有成色的，王越，王骥都是统帅数十万大军开疆拓土，保境安民，镇压一个毫无军事才能的藩王儿戏般的谋反实在不算惊人的战功。而且王守仁是先有军事才能才有学术思想，两者实际上也没有必然关系，他本身就是一个才能很高的人。前面的王越也没有什么学术见解，军功绝对是高于他的，日后的张居正也不是心学之流，政功也高于他，把他至于如此高的地位是很可议的。至于明朝知识分子，神州陆沉，家国异姓，他们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结党集社，议论生风，到了真的危急之际也不见有惊人补天手，徒然纸上功夫而已。 关于嘉靖倭寇要补充一下，嗯。肯定是相当数量的日本浪人加入了倭寇的队伍，这些浪人的直接来源就是因战国混战而产生的落魄武士，其中一些甚至是头领一样的人物，徐海手下就有，这个都是已经知道的事情。这个倭寇非日本人论实际上是说倭寇的领导者很大程度上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单纯以抢劫为目的的，至于其组成则里面什么人都有才对，好像连黑人都有。另外，日本人作为雇佣兵在整个东南亚都是很经常出现的，比如大海盗林凤抢劫马尼拉的冲锋队长就是一个很能打的日本人。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