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季白银问题的一点粗浅看法
本帖最后由 刘梦龙 于 2016-8-7 22:45 编辑明季白银问题的一点粗浅看法 本周工作比较繁忙，因为工作关系只能住在宾馆，手头书不多，没做系统性阅读。实际上是很带了几本书的，奈何真躺在床上便玩起了平板，无心向学，安于逸乐，实乃可耻。本周仅仅稍微看了几篇论文，这里通过全汉昇老师，黄阿明，刘军几位同志的论文讨论一下对明朝白银问题的一点粗浅看法。 相对于铜，乃至粮食、布匹等实物，白银无疑是更好的货币。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作为相对稀有的贵金属，白银具有体积小，质量大，便于携带，易于分割，利于保存，实际储量适当等特点在中古社会确实是很好的货币载体。但是在明清，尤其是有明一朝白银之害却不绝于耳，即使进步如一条鞭法，清初知识分子在反思明朝灭亡的教训时也常常指出专用白银是亡国之一道。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造成了怎样的危害，这里我先简单讲讲。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一个简单的知识，虽然古代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之一，但是中国始终不是比较大的产银国。根据全汉昇老师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在宋元时期，我国每年的银课，也就是矿业税在二十到三十万白银两之间。唐宋之际，我国银课的标准大约是矿产量的百分之二十，明朝和元朝的情况比较一致，大约达到了百分之三十。进入明朝以后，虽然政府对矿产的管理更加严密，征收额度也更高（元朝只有后期才升到百分之三十），但随着传统银矿储量的下降，除了太祖、成祖两朝年银课收入能维持在二十万两左右，整个明朝中后期年银课收入一般为年均十万两，则可知当时的年产能在三十万两左右。考虑到这可能仅仅是政府控制下的大矿，官矿的产能，实际情况可能会更高一些，即使如此也不过一年四五十万两。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当时世界几个产银大国的年收入，西班牙在秘鲁一年的白银产量就超过三百万两，王室一年获得超过一百万两的收入，日本兵库县的生野银矿一年缴纳的银课就达到二十六万两，著名的佐渡银矿每年的产量更达到惊人的一百五十六到二百三十四万两。另外整个明朝银含量最高的矿砂是明朝中后期发现的辽东青石谷银矿，也不过含量达到了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十二，而西班牙在秘鲁波多西银矿开采的银矿石含银量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无论产量还是开采难度，中国本土的产能实在不值一提。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明之前，白银没有成为主要货币载体是因为我国确实不具备足够的白银产能，而在明中后期这个问题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据说高达两亿两以上白银流入中国市场而得到解决，使货币化税收得以实现。 即使如此巨大数量的白银流入我国，白银作为一个全国通行的货币载体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据统计有明一朝人均白银占有量不过三两，而且大量的白银集中在经济富裕，贸易发达的东南地区，加上中国人热衷于储存的特点，分布更加不平衡，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一个是大量平民，尤其是内地平民无银纳税，“民无所得银，地产率贱贸”，“夫灶之所自业者盐尔，今尽征以折色，称贷倍息，十室九空，往往穷迫逃徙，无以为生。”甚至出现了顾炎武记载极为荒唐的情况“自樗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由于实际流通的白银并不充裕，大量的穷困百姓反而受到了更加深重的剥削，不得已低价出售农产品，乃至借取高利贷，甚至卖儿卖女来完纳税收。 除了流通问题，白银征收过程中，也为明王朝的近一步腐坏堕落提供了更好的条件。终明一朝，利用白银易于切割，熔炼的特点，白银在实际使用中也长期存在成色不足，大量八九成，乃至六七成含量的白银在市面上流通，而假银之害更是猖獗。为了因对普遍的白银成色不足的问题，明朝政府只能把这种耗损加诸于百姓身上，火耗之例，逐级加码更是触目惊心。顾亭林有记：“原夫火耗之所生，以一州县之赋繁矣，户户而收之，铢铢而纳之，不可以琐细而上诸司府，是不得不资于火。有火则必有耗，所谓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贱丈夫焉，以为额外之征，不免干于吏议，择人而食，未足厌其贪餍。于是藉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盖不知起于何年，而此法相传，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胥之辈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这里应该额外提一下，由于基层行政能力不足，在整个封建社会实际上朝廷大量使用了代理人来完成税赋，在明初这主要由粮长来担任，粮长制败坏后则有包头或揽户来进行，这些包税人一般的角色往往由地方豪强担任，盘剥之害又十倍于朝廷税赋。除征收的耗损外，在税收的过程中，由于白银量小价高的特点，胥吏通过操纵砝码，以劣换优，改变税银含量等办法也大饱私囊。由于白银的轻便性，更成为官员大规模贪污腐化的催化剂，唐朝宰辅元载贪污腐化，至于有胡椒一库八百石，在明朝就不过是几箱银锭塞在床下的事情了。 当然除了白银在流通，存储，缴纳的环境由于制度和自身特点造成的局限性，明朝大量白银主要来自对外贸易也带来了更加巨大的隐患，那就是大规模的银荒。几乎在明朝灭亡的最后一刻，当时的欧洲爆发了著名的郁金香泡沫，大量的商人在经济投机中破产，一时陷入经济危机之中，而亚洲最大的产银国日本随着德川幕府建立从1633年开始也五次颁布锁国令，从而在外部市场对中国的白银流入造成了影响。当然之前我们看过樊树志老师的书，应该说这些影响尚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无论，马尼拉的交易数据，还是日本长崎的交易数据来看，变化在16世纪30年代并没有那么大，但是辽东巨大的军事失败和带来的巨大的军费负担则是毁灭性的。随着卢象升战死，洪承畴战败，明朝野战军的精锐从萨尔浒之败开始最终全部覆灭于辽东。最后两支机动兵力孙传庭部与左良玉部再败于李自成，明王朝的军事死亡已经先于政治。一千七百万两的辽饷虽然和明末高达七千到两亿两的白银输入相比不算大，但是我们上面说过明朝经济上的不平衡，和政策上的失误，加上东南官员集团的优势，使区域性的银荒几乎不可避免。由此而来，有明一朝亡时，江南虽然有大规模的奴变，尚称完好，歌舞升平，而西北至中原则沸如汤鼎，遍地糜烂，巨大的社会矛盾冲击下，明王朝在尚拥于很大一块精华区的情况下就进入死亡。 虽然白银之害不断的被清初知识分子提起，但是在最后我们还是应该认识到，白银作为货币是一种历史进步，明朝没有明显的铸币权，白银的自由流通实际上是把铸币权交给了全民的手里，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无论如何，相比铜钱和粮食为征收手段，白银作为税收手段和财政手段更为便捷，白银征收有弊有利，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即使如火耗等问题，粮食征收一样存在存储困难易变质，耗损严重的问题更甚于白银，有明一朝江南白粮转运是一大弊政，中人之家因之破产者比比皆是，为晚明东南一害可以一窥。另外，由于无论铜还是银，在中华帝国后期最重要的产地都在云南，云南银课占一半以上，滇铜更是日后解决了困扰中国千年的缺铜问题，为了保卫云南，中华帝国巨大的力量开始向西南投注。由此掀起了改土归流的浪潮，贵州建省，广西归化，云南至于西藏，最终决定了今天中国之面目，其中关系不小，这也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的地方。 本周的读书笔记就是这样，学识浅薄，所读的论文也不算最新的著作，有些观点难免过时，聊发大家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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